中新社北京3月3日電 題：中西方馬文化有何共鳴與分野？

　　——專訪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系教授蕭放

　　中新社記者 韓輝

　　2026年是中國農歷馬年。馬，作為人類文明中延續數千年的伙伴與象征，其文化內涵在中西文明中既存在共鳴，又展現出迥異的表達方式。在東方，馬是“龍馬精神”“天行健”的哲學載體；在西方，馬則是身份權力、騎士精神的直觀象征。

　　馬在中西方文化中分別承擔怎樣的角色？中西馬文化的共通之處與核心分野是什么？馬年被賦予美好期待的集體文化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系教授蕭放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馬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中分別承擔了怎樣的文化角色？

　　蕭放：因為馬的動物性，以及與人的生產生活的密切關系，馬在中西文明中都扮演重要角色。馬在中國是昂揚奔騰、忠誠的象征，是生產的畜力，也是生活的伙伴。西方文化中的馬與貴族身份有關，是自由精英的體現。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馬文化更多體現為一種集體的昂揚、制度的秩序和生活的祥瑞，它屬于國家禮制，也屬于市井煙火。而在西方，馬的形象則更多地與個體的榮耀、英雄的氣概和貴族的身份緊密相連。這一傳統大概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期。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馬文化的共通之處與核心分野是什么？這種差異背后又有著怎樣的文明根源？

　　蕭放：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人們都崇尚馬靈動、自由的天性，也共同視馬為人類得力的伙伴。這是中西方馬文化最基本的共通之處。

　　而兩者的核心分野，在于對馬的文化定位有所不同。在中國文化中，馬始終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服務于生產、支持著生活，身上帶著濃濃的煙火氣。無論是耕作拉車，還是馳騁疆場，人們看重的更多是它的實用價值，較少有超越現實的想象。而在西方文化中，馬則被賦予更多的超越性色彩，它象征著騎士精神，承載著貴族的禮儀與榮耀，成為身份與品味的標志。

　　這種認知上的差異，根植于東西方不同的經濟社會結構和歷史傳統。東方長期以農業社會為基礎，馬作為重要的畜力，始終與土地、耕作和征戰緊密相連，實用功能自然成為人們對它的首要考量。而西方在脫離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與航海業之后，不再依賴馬的畜力進行生產，馬因此逐漸從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抽離，轉而成為貴族身份的象征和休閑娛樂的方式，并隨著宗教文化的浸潤，衍生出許多充滿神奇想象的藝術形象。

　　中新社記者：馬年被民眾賦予變革、奮進的美好期待。這種集體文化心理是如何形成的？

　　蕭放：馬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既是農業生產的主要畜力，也是馳騁疆場的征戰伙伴，在金戈鐵馬的歲月里，為保家衛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因此，高大勇健、英姿颯爽的戰馬，逐漸成為中國人奮進精神的寫照，也成為衛護家國的力量象征。像著名的昭陵六駿、八駿圖等藝術形象，正是這種精神的具象表達。

　　在中國生肖文化體系中，馬經歷了從自然動物到文化符號的演變過程。隨著生肖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人們不斷將對馬的文化想象融入其中。在中國陰陽五行體系中，馬屬陽，五行屬火。今年是丙午年，正是民間所說的“火馬年”。

　　馬天生具有好動、快捷、勇猛的自然屬性，人們依托這些特質進行藝術升華，將勇武、進取、變化、奔騰等品格賦予馬的形象，進而將馬年塑造成一個昂揚向上、開拓創新的年份，以此激勵人們在面對艱難險阻時，能夠像駿馬一樣勇往直前。

　　中新社記者：在全球化背景下，解讀東西方馬文化的相通與差異，對于推動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消除文化誤解，能帶來怎樣的啟示？

　　蕭放：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們對于馬文化的建構其實基于同樣的文化邏輯。我們總是把人類的情感和想象投射到馬的身上，讓它承載起人與人之間溝通交流的美好愿望。就像老話常說的，“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各國人民和睦相處、美美與共，既是我們共同的美好愿景，也是全人類應當追求的目標。

　　馬不僅是西方想象中翱翔天際的天馬，也是東方精神里昂揚奮進的龍馬。在彼此的交流與溝通中，我們祈愿在馬年以及更遠的未來，能通過優雅從容的馬步禮儀和激情澎湃的賽馬歡騰，共同享受這位人類老朋友帶來的情感愉悅與和平圖景。(完)

　　受訪者簡介：

　　蕭放，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歲時節日文化、傳統禮儀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鄉村社會治理等。主持多項國家與省部級重大與重點科研課題，出版著作十余部，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曾多次獲得政府與行業學術獎勵。榮獲2022年度中國非遺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