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2月20日電 題：徐悲鴻如何繪就“馬上乾坤”？

　　——專訪徐悲鴻紀念館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唐培勇

　　中新社記者 呂少威

　　駿馬，一直在中外繪畫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長久以來，無數丹青妙手以馬入題，創作出諸多千載流芳的傳世名作。在中國繪畫史上，創作者常借馬言志，展現剛毅、忠誠、勇敢等優秀品格。著名畫家徐悲鴻打破傳統馬畫的桎梏，以西方解剖、透視為骨，以中國水墨寫意為魂，創作出“形神兼備”的獨特奔馬美學，繪就自成一派的“馬上乾坤”。

　　近日，徐悲鴻紀念館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唐培勇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徐悲鴻的傳奇創作路，解析其駿馬題材作品所蘊含的時代精神內核，探討中西馬畫特點等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駿馬為何是中外畫家鐘愛的創作對象？

　　唐培勇：馬與人類的共生關系歷史悠久，既是軍事、交通、生產的工具，也是人類情感的伙伴。此外，馬的形態展現了力量、速度與優雅，肌肉線條充滿動態美感，適合表現運動中的張力。無論是奔跑、騰躍或佇立，其結構本身即符合美學中的比例與節奏感。

　　由是觀之，駿馬本身蘊含多重維度的藝術與文化象征意義，它們在不同文明中既有共通性，又有獨特的文化詮釋，因此駿馬跨越時代與地域，成為無數文人墨客鐘愛的創作對象，在中外藝術史上皆有優秀作品存世。

　　西方早在距今一萬多年前的拉斯科洞窟里就有生動的馬的壁畫，大英博物館亦收藏有公元前9世紀亞述王宮里有關獵獅、獵馬的浮雕，古羅馬自凱撒時期逐步形成為帝王制作騎馬像的傳統。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開始注重觀察和研究自然，達·芬奇認真研究馬的動態和解剖結構，并留下大量馬的素描作品。此后，不乏對畫馬情有獨鐘的藝術家，英國的喬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和法國浪漫主義畫家熱里科(Jean-Louis-André-Théodore Géricault)都是其中佼佼者。然而對于西方近世畫馬名家，徐悲鴻尤為推崇的是法國畫家梅索尼埃(Jean Louis Ernst Meissonier )以及英國畫家芒寧斯(Alfred Munnings)。

　　中國是世界馬種的發源地和養馬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馬之形象最早見于甲骨文，再出現于青銅器上。馬之形象最早作為繪畫形式出現大約要屬巖畫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畫家顧愷之擅長畫馬，其傳世名作《洛神賦圖》描繪了多匹姿態各異的駿馬。唐朝韓干和張萱、宋朝李公麟、元朝趙孟頫等，皆是歷史上享有盛名的畫馬名家，韓干的《牧馬圖》、張萱的《虢國夫人游春圖》、李公麟的《五馬圖》、趙孟頫的《浴馬圖》等皆為傳世畫馬名作。

　　近代以來，徐悲鴻的馬畫可謂“一騎絕塵”，他在中國繪畫史上開創了寫意畫馬的先河，即以中國筆墨為體，以西方寫實技法為用，其影響之深遠，至今沛然。

　　中新社記者：徐悲鴻是以何契機開始畫馬的？不同時期的作品各有何特點，以及傳遞了何種時代精神？

　　唐培勇：徐悲鴻畫馬的緣起，須從其父說起。徐悲鴻的父親徐達章，宜興屺亭橋人，是當地有名的書畫家，一生堅持創作，繪畫題材廣泛，尤以人物畫成就為最高，同時也是動物畫家。其作品貼近生活，有真感、有靈氣并容易引起觀眾共鳴，這主要得益于其師法造化和注重寫生的藝術原則。在父親的影響和教導下，少年徐悲鴻對動物畫的喜好和用功一點也不亞于父親，尤其酷愛畫馬。

　　父親去世后，徐悲鴻勇闖上海。1917年初春，他創作《立馬》，該年夏天游往日本，在東京畫《群馬》。赴歐留學前，為答謝友人姬覺彌而創作《三馬圖》。

　　徐悲鴻留歐之前的畫馬風格，“寫生”可謂其顯著的藝術特色，馬的頭頸、身軀、腿和蹄子等塑造精細，面面俱到，給人親切自然的美感，惹人喜愛。早在徐悲鴻赴日前，康有為就為他題詞“寫生入神”。這正是康有為對此一時期徐悲鴻畫馬特征給出的最為精準的總結和肯定。

　　留歐歸國后，徐悲鴻畫馬形成中西融合的新特征，其作品更注重大塊體面塑造與筆墨的結合，既突出了馬的骨骼肌肉，又不失筆墨的氤氳和描繪的揮灑，更加凸顯開放、自由、博大的時代特色，以及繼往開來、融貫中西的時代精神。

　　抗日戰爭期間，徐悲鴻心系國家，以畫筆為武器，以馬喻人，激勵民眾奮起。他將個人的憂憤、民族的苦難與不屈的抗爭，全部傾注于筆墨。那一時期徐悲鴻筆下的馬，熱血剛毅、傲骨嶙峋、昂首挺拔，成為烽火年代激昂的視覺史詩。

　　新中國成立后，徐悲鴻畫馬風格更加趨于簡潔概括，進入到空靈灑脫、天人合一的新境界。其創作的《奔馬》，款識中提到“山河百戰歸民主，鏟盡崎嶇大道平”。該作品不僅于藝術上在形神兼備的基礎上臻至簡淡沖和的高超境界，更與新中國人民當家做主的時代精神高度契合，寄托著國家和人民無限光明的前途。

　　中新社記者：徐悲鴻作品是如何展現中西合璧的畫馬藝術的？這一藝術風格是如何形成的？

　　唐培勇：徐悲鴻中西合璧的藝術風格形成與其在歐洲求學的經歷密不可分。

　　1919年夏初抵達巴黎后，徐悲鴻先入朱利安學院學素描，開始深入研究人體寫生。1920年春，考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入弗拉孟畫室學習油畫，同年識法國大畫家達仰(Pascal-Adolphe-Jean Dagnan-Bouveret)，從此每星期天持作品往達仰畫室求教。另外，徐悲鴻還與勃納爾(Pierre Bonnard)、倍難爾(Paul Albert Besnard，又譯作貝納爾、貝納德)等名家交往，從中受益。1921年又赴柏林，問學于柏林美術學院院長康普(Arthur Kampf，又譯作康波夫)。

　　通過長期的艱苦學習和訓練，徐悲鴻最終深入把握了西方造型藝術的精髓。除人物畫外，留歐期間徐悲鴻對馬的研究也得以深入。他不僅深研馬的解剖，還經常到馬場寫生，畫稿過千，此一時期的馬畫以素描稿和局部結構研究性速寫居多。1927年回國后，徐悲鴻的水墨大寫意馬風格逐漸成熟，形成其馳名中外的中西融合的畫馬特色，比如《奔馬》《群奔》等作品，已經突破了以勾勒和暈染為主的中國傳統畫法。

　　徐悲鴻畫馬不僅用筆沉著和用墨氤氳，同時還開創性地融合了西畫特征，既有塊面結構，又有明暗色調，其中馬的解剖結構表現，既簡練精準又突出且自然，肌肉和骨骼的描繪給人強大的力量感，尤其是正對觀眾而來的奔馬，采用西方透視學的大角度透視法極為顯著，最具視覺沖擊力，令人精神振奮。最終，徐悲鴻所繪之馬以其動態的天然和昂揚的斗志，得到大眾喜愛。

　　今年恰逢中國農歷馬年，徐悲鴻筆下的奔馬代表著激昂澎湃的龍馬精神，生動詮釋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優秀品格，更與當代中國奮進向上的時代風貌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共鳴。這種“奔馬精神”聯通中外，歷久彌新。(完)

　　受訪者簡介：

　　唐培勇，徐悲鴻紀念館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書畫家聯誼會理事。出版專著《徐達章與徐悲鴻》《徐悲鴻繪畫鑒賞》《少兒快樂造型——趣味素描篇》。在《光明日報》《文藝研究》《美術觀察》《美術》《中國美術報》《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造型藝術>》《中國美術館》《美術報》等發表學術論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