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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60多萬人得了矽肺病,現在還存活有40多萬,矽肺病是不可逆轉的,這40多萬人在相當程度上是等待死亡,而更可怕的是,沒有人為他們負責。這在一個現代、法治社會是不可想象的。”

　　“其實一般打工者所去爭取的并非是非分要求,而是生存的最基本權利,比如工作穩定、能按時發工資、有社保、有住處、孩子能上學。但恰恰是這些權利的實現,都還差距大、問題多,勞工權利保護仍是現在勞動關系的最大問題。”

　　———中國勞動關系學科學術帶頭人、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常凱

　　“深圳是個勞資關系非常有典型、有代表的城市,而勞資關系,即農民進城后社會關系的重建和重構又是最受關注的。”今年是深圳建市30年,日益凸顯的勞資關系和勞資矛盾成為當前社會最為關注的問題。昨日,由一名深圳農民工發起,并聯合深圳腦庫專家學者共同舉辦的第二屆勞資關系發展論壇在銀湖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舉行。論壇焦點大多集中在集體勞動關系調整、集體談判問題和工會等多個問題上。

　　“勞務工的基本生存權有時都難以實現”

　　深圳勞資關系發展論壇的重要發起人是一個來自內蒙的務工者吉峰,自首屆論壇與深大聯合舉辦后,此次則是與“深圳腦庫”綜合開發研究院延伸出的公益性、民間性學術交流平臺“銀湖沙龍”聯合舉辦。由于主題是“改革開放第二個30年勞資關系的建設”,當日深圳市人社局、市總工會、市律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京廣深各地學界專家、企業社會責任組織、公益組織、企業和農民工代表均齊齊出席。

　　中國勞動關系學科學術帶頭人、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常凱表示,當前勞資關系越來越被關注,說明現存問題比較多,并出現了新特點,一是勞動者的權利意識更明確,實現權利的要求更迫切；二是勞動者對自己權利實現的途徑已不僅僅局限于個別行為,而更注重組織力量。所以勞動關系正由個別向集體發展,這也是市場發展的要求。

　　“其實一般打工者爭取的并非是非分要求,而是生存的最基本權利,比如工作穩定、能按時發工資、有社保、有住處、孩子能上學。但恰恰是這些權利的實現,都還差距大、問題多,勞工權利保護仍是現在勞動關系的最大問題。”常凱認為,勞動關系法制化是今后勞資關系發展的大趨向,即如何規范現有勞資關系,使勞資雙方共同得到發展。

　　“矽肺事件最應強調的是政府責任”

　　深圳最近關于湖南務工者矽肺病事件受到社會高度關注,昨日也成為論壇的熱點話題。常凱認為,這不僅僅是深圳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的問題,且最應強調的是政府責任。“我們有60多萬人得了矽肺病,現在還存活40多萬人,矽肺病是不可逆轉的,這40多萬人在相當程度上是等待死亡,而更可怕的是,沒有人為他們負責。這在一個現代、法治社會是不可想象的。”常凱說,根據法律法規,相關企業要對矽肺病承擔責任,但如果找不到企業,政府就必須站出來負責。

　　“這里面兩點,一是政府有責任找到勞動者所在的單位,要求其承擔雇主責任。二是如果確實找不到,甚至企業已不在了,政府應拿出錢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來,政府在稅收方面有巨大的數字,這里有企業創造的價值。”

　　對于這一觀點,市人社局勞資關系處副處長吳挺也表示贊同。“政府是規則的制訂者,是勞資雙方平等協商的促進者,也是勞動爭議發生糾紛的調停者或是裁判者。目前的勞資關系,政府作為一方,確實是第一責任主體,對促進和諧勞動關系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工資集體協商要對企業保持壓力”

　　工資集體協商也是昨日探討的重要話題。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表示,深圳目前的工資分兩類,一個是“地板工資”,即企業以國家頒布的最低工資標準為參照來發工資；另一個是“天花板工資”,即公司業績可以有一個陡峭的增長線,但工人工資卻是平行前進,“這樣的制度不打破,就沒法建立工資增長機制”。

　　他認為,工資集體協商要對企業的行政方始終保持壓力。“企業和工人的利益始終都是在斗爭中,靠企業主動讓步或提高覺悟都很難。從這幾年的成功案例看,都是在一定壓力下實現的,這些壓力有來自社會輿論、國際關注,也有工人內部有效的工人組織、工會方的干預等。否則,員工在工資問題上是不可能取得突破的。”他還表示,這些也需要在法律制定上有所突破。

　　據其透露,市人大正在制定的《深圳市工資集體協商條例》已擬明確企業方在制定工資時,只能在哪幾種情況出現時,才能以最低工資標準為基準發放工資,這是深圳很大的突破。(張瑋)

　　觀點

　　農民工簡輝 “希望住房公積金在農民工中推廣”

　　“我和那些年紀大一點的外來工聊天時,大家談的話題主要是買房難、子女就學難、看病難。我們常說要有顆感恩的心,有些老板是否想過,他們今天的成就中包含了多少員工的汗水。我希望企業善待員工,讓大家有歸屬感,并與政府一起把住房公積金制度在農民工中推廣開。”簡輝是論壇的農民工代表,他說看了前不久美國《時代》雜志把中國工人評為封面人物,這是因為中國工人在世界經濟復蘇中付出了辛勤勞動,因此也希望中國企業家把工人看成是創業的兄弟姐妹,更希望政府讓農民工有機會在工作地買到房子,可以安居樂業。

　　“如果問外來工什么時候最愉快?我會說‘休息的前一天發了工資,休息當天有免費的表演和半價的電影’；如果問我心中最和諧的勞資關系是什么樣子?我會說‘每個員工自覺為企業多省一分錢,多賺一分錢,每個老板在企業發展后,能想到和員工一起分享企業發展成果’。”

　　富士康企業代表 “為何按最低標準發工資?應該問政府”

　　在論壇中間的互動環節,針對富士康目前遵循深圳最低工資標準發放工資,而員工的工資增長主要來自加班,且根據該企業代表所說“如果每個月加班80個小時,薪水大致可從850元增加到1800元”,推斷加班工資占到該員工總工資一多半時,不少專家和聽眾都發出質疑。

　　但富士康一與會代表回應,作為制造業、電子行業,據其所知,在全中國都是依照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付工資和津貼的,而富士康還包了餐補、免費的住房(宿舍)、免費洗衣等。同時,他也直言,為什么該行業都是按當地政府的最低工資標準而非更高的工資標準?“這個問題最好問政府”。

　　“我為什么這樣講?因為富士康的國際客戶在下單之前,人家已經把所有的成本都算得清清楚楚,比如在深圳做,他就會參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做出成本。制造業的利潤大概只有4%左右,如果說富士康70萬員工,每個員工加100塊錢,大家可以核算,企業能否承擔這樣的費用。”

　　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 “只要法律允許,工會可組織有序罷工”

　　昨日有專家問,已有工會探討一旦在集體談判遇到障礙時,在合理的情況下,工會有權組織罷工,把無序的野貓式罷工引導到有序中,深圳是否有此考慮。王同信昨日回應,目前沒有組織罷工,只是在現有法律框架內,利用社會輿論、政府資源和工人組織推進集體協商。“深圳的集體協商凡是搞得好的,要么是關注度高的企業,因為企業在意商譽；要么是企業本身發生重大勞資矛盾,喚醒了工人的階級覺悟和意識；要么是遇到部分有頭腦、有組織能力的工會基層干部。”但他同時表示,學者們可呼吁出臺相關法律,只要從法律上有此權力,工會就可能組織有序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