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限制開發不是限制發展。限制開發區域是指關系國家農產品安全和國家生態安全,不適宜或不應該大規模、高強度進行工業化、城市化開發的區域。這既是從全局上遏制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和解決耕地減少過多過快問題的迫切需要,也是從根本上提高這些區域人民生活水平的長遠之計。

　　推進主體功能區是要調整空間結構

　　南方日報:您形象地把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稱作“重整山河”,對此應如何理解?

　　楊偉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國土空間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開發強度不斷提高,特別是工業的開發強度已經很高。與此同時,由于沒有區分主體功能,不少地方為了增加GDP而過度開發、無序開發、盲目開發,毀壞了優質農田、損害了生態環境。

　　從空間形態來看,國土空間的功能定位很不清晰。到處都有樹,但大面積的森林少;到處都有田,但高產穩產的連片良田少;到處都搞工業區,但形成完整產業鏈的集聚經濟明顯的少;到處都有居民點,但有規模高密度緊湊型的少。

　　我們在發展經濟時十分注意適時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現在也開始注重調整需求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但空間結構的調整優化還沒有提上日程。空間結構也存在不合理的問題,概括起來就是“三多三少”:

　　一是生產空間偏多,生態空間偏少。

　　二是工業空間偏多,生活空間偏少。

　　三是農村居住空間偏多,城市居住空間偏少。

　　推進主體功能區,就是要調整空間結構,使產業集聚布局、人口集中居住、城鎮密集分布,使“樹成林、田成片、水成湖、路成網”。

　　在績效評價上要有創新機制和體制

　　南方日報:主體功能區規劃從規劃到實踐,涉及各地區的利益格局、發展路徑的變化,操作難度很大,如何從制度上、機制上保障主體功能區規劃落到實處?

　　楊偉民:明確主體功能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確立一套各級政府、各類市場主體能自覺自愿沿著這條道路前進的機制和體制。這就需要對現行的一些政策和制度進行深刻改革。